「頓覺眼前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汪曾祺:人生的大智慧,不過是懂得「自己哄自己玩兒」

珮珊 2022/05/15 檢舉 我要評論

「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撣都撣不開,于是為文雅人不取,以為品格不高。梔子花說:‘去你(ㄇㄚ)的,我就是要這樣香,香得痛痛快快,你們他(ㄇㄚ)的管得著嗎!」

「人世間有許多事,想一想,覺得很有意思。有時一個人坐著,想一想,覺得很有意思,會撲哧笑出聲來。把這樣的事記下來或說出來,便挺幽默。富于幽默感的人大都存有善意,常在微笑中。」

「如果你來訪我,我不在,請和我門外的花坐一會兒。它們很溫暖,我注視它們很多很多日子了。」……

寫下這些文字的人,是汪曾祺。

說起來,他這一生雖然早早展露才華,卻幾經耽擱,晚年才迎來爆發。

又是近十年,迎來出版盛況。

筆下花鳥蟲魚、吃吃喝喝,尋常即是至味;

寫人憶舊,描景繪聲,散淡卻是情濃。

他說自己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希望自己的寫作是「人間送小溫」。

我們在今天喜歡讀他,多半是因為這些「小溫」,因為其中透著慢生活的閑適,好像和這個「小時代」再妥帖不過。

但這背后,汪曾祺遇到的并不是什麼歲月靜好,而是充滿了顛沛坎坷、辛勞困窘,是在這個背景上仍然愛著很多東西。

人生就是,學會自己哄自己開心

「不管走到哪一步,總得找點樂子」

老師沈從文曾評價汪曾祺: 「最可愛還是態度,‘寵辱不驚’!」

他們都出生在水鄉——沈從文是湘西,汪曾祺是江蘇高郵。

抗戰時期,家鄉淪陷,汪曾祺跑到昆明,進了西南聯大。

他不算個好學生,常常逃課去泡茶館、翻閑書。

有次作業畫一個地圖,老師的評價是: 「閣下之地圖美術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

后來又因為外語不好沒能畢業,只好去鄉下學校當老師,生活捉襟見肘。

有時沒錢吃飯,就堅臥不起,實在熬不住了,就和同學朱德熙賣了字典去吃飯。

然后在草地上躺著, 「看天上的云,說一些‘沒有兩片樹葉長在一個空間’之類的虛無飄緲的胡話。」

在西南聯大,中間為汪曾祺

日軍的轟(ㄓㄚˋ)機飛來飛去,動不動就「跑警報」,時不時就(ㄙㄧˇ)人。

但這樣的時刻在他看來,卻是談戀愛的好時機:

「空襲警報一響,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邊等著,有時還提著一袋點心吃食。」

他常往松林的方向跑,因為可以炒松子,一邊躲轟(ㄓㄚˋ),一邊大快朵頤。

寬裕些時,就去集市的攤邊吃白斬雞,美其名曰「坐失良機」(坐食涼雞),或是在街頭(ㄐㄧㄡˇ)館要一壺(ㄐㄧㄡˇ)、一碟豬頭肉。

也喜歡看雨——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豐滿的,使人動情的。」

于是,苦痛的日子在他的回憶里閃著亮光: 「在昆明見了長得最好的茶花,吃了最好吃的牛肉,好吃的米線可救失戀的痛苦。」

1946或1947年,汪曾祺在上海

1948年,正打仗的時候,28歲的汪曾祺到了北京。

在沈從文的幫助下,在歷史博物館做辦事員,干著檢查倉庫這類無足輕重的事情。

才華無處伸展,不可能不愁悶。

下班后就在故宮筒子河邊看人算卦、叉魚,來打發時間。

晚上,「 站在午門前的石頭坪場上,仰看滿天星斗,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就我這里一點是熱的。」他后來回憶道。

汪曾祺和沈從文

新政權建立,沈從文很快「靠邊站」,在創作的盛年告別文學,和故宮里的瓶瓶罐罐打起了交道。

汪曾祺也收斂起鋒芒,但后來還是沒躲過被劃為「右派」,下放到河北張家口的沙嶺子。

年近40的文弱書生,就這樣干了三年插秧、鋤地、打藥、抗包的活兒。

但他說, 「人不管走到哪一步,總得找點樂子,想一點辦法,老是愁眉苦臉的,干嘛呢!

噴灑農藥的時候,他欣賞著 「波爾多液」好看的天藍色。

他成了打藥能手,別人讓他總結經驗,他說,「我覺得這活有詩意」。

馬鈴薯開花,他掐一把放在玻璃杯里,對著畫花和葉;馬鈴薯熟了,他就畫薯塊,畫完就烤上吃掉。

于是,「像我一樣吃過這麼多品種馬鈴薯的,全國蓋無第二人。」

多年之后,他打趣下放的遭遇說: 「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那里的日子并非悠閑,有時累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但沒什麼人管,對他來說,就是神仙日子了。

「爸爸的腦子,似乎特別不愿意記憶那些悲啊苦啊的東西,更不愿意將它們訴諸文字。」汪朗說。

汪曾祺很喜歡宋人的一句話,「頓覺眼前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這或許也是他不寫自己的苦,反而要「人間送小溫」的初衷,也讓他在當時人性撕裂的黑暗中,守住性情不至于太動搖。

很快,汪曾祺被調回北京,不久進入樣板戲創作班子,這讓他終于過了還算安順的日子,但「四人幫」倒臺后,他又因這段經歷被「掛」起來審查了一段。

汪朗記得,那段時間,汪曾祺白天在單位受審查,回家后就喝(ㄐㄧㄡˇ),罵小人,嚷嚷著把手指頭剁下來以「明志」。

他多年以來已很少畫畫,這時又畫起瞪眼睛的魚,蜷腿翻白眼的大嘴鳥,自題:「八大山人無此霸悍」。

別人稱贊汪曾祺能隨遇而安, 汪曾祺說隨遇而安是「哄自己玩兒」——「當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但另一些時候,他又說「隨遇而安」不算是好的心態。

「這種心態的產生,有歷史的原因(如受老莊思想的影響),本人氣質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爭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觀,是‘遇’,是環境的,生活的,尤其是環境的原因。」

沒有人能超脫時代的限制,隨遇而安不過是讓他不至于被時代變故摧毀,用文字營造了一個精神的花園,自娛之余,也慰藉他人。

但這個花園是脆弱的,「世間小兒女」的平淡故事后有很多隱痛。

這是在「汪曾祺熱」里很容易遮蔽掉的一層。

人生就是,忠于自己,成全自己

「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汪曾祺后來被戴了很多帽子,「最后一個士大夫」「最后一個純粹文人」之類的。

實際上,他對士大夫時常是語帶諷刺的。

他熱愛平凡人的生活,就不覺得廟堂文化有多麼尊貴。

倒不如汪朗的評價更準確,他說:

「我們家老頭兒,雜七雜八的東西也知道一些,但是很不成體系,有雜而無學」

「老頭兒之雜,起碼有三,看雜書,寫雜文,吃雜食。」

老頭兒也倡導「口味最好雜一點……對生活的興趣要廣一點」。

他不僅能寫會畫,也會唱戲,擅做菜, 「要呆在一種什麼東西里,沉溺其中。 茍有所得,才能證實自己的存在」

此外,他還嗜煙,好(ㄐㄧㄡˇ),喜茶,兼及侍弄花草。

「人總要把自己生命的精華都調動出來,傾力一搏,像干將、莫邪一樣,把自己煉進自己的劍里,這,才叫活著。」他寫道。

他挑書,全看它是否有意思。

有一次,他告訴好友朱德熙,自己一個人在家里,炒了二三十個白果,喝了多半斤黃(ㄐㄧㄡˇ),正在讀一本妙書——趙元任的《國語羅馬字對話戲戲譜最后五分鐘一出獨折戲附北京語調的研究》,他覺得比《愛麗絲漫游奇境記》還要好玩兒。

他又說,「我從法布爾的書里知道知了原來是個聾子,從吳其濬的書里知道古詩里的葵就是現在的冬莧菜,實在非常高興。」

他還寫過一本《釋迦牟尼傳》,涉及佛教的用語都十分精確。但汪朗說自己從來沒見父親讀過一部佛經, 「這個老頭兒,肚子里還有什麼貨色,實在弄不清。如今是無處查詢了。」

雖然做了多年編劇,汪曾祺只把它當謀生,寫小說才是他眼中的正經事。

他在80年代初又開始寫小說,恰好與莫言、余華這些年輕人同步。

年輕人為西方的文學技巧新奇,但于他,卻是「早玩過了」。

在他身上,還有著古文的傳統,民國的風塵,又因藏筆多年,跳過了1949年后的政治書寫。

像是深埋多年的蓮藕,突然開出了花。

既清新又成熟,既現代又傳統。幾乎是孤品一般的生長路徑。

汪曾祺(左)、張潔、范用在宴席。(拍攝:許以祺)

當時,汪曾祺正想寫一篇《城隍、土地和灶爺》,「這三個既不是佛教,也不是道教,但與老百姓生活關系最密切,老百姓最敬畏的就是這些。」

他還想寫一個長篇,「從變態心理角度寫漢武帝。我收集了一些材料,抄在一個本子上,塑料封皮,抽煙不慎,燒掉了,再也沒興趣收集那些材料了。」

汪曾祺說,「一個人要使自己的作品有風格,要能認識自己、發現自己,并且,應該不客氣地說,欣賞自己。‘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你看到了,他的性格里,有溫和,也有驕傲。

就像他對生活,既是隨意,又十分用心。

這個態度在美食上體現得最為明顯。

被稱為美食家,首要的自然是愛吃。

他在昆明跑警報時顧著吃,「文革」后接受調查、連日寫交代材料的苦悶里,也不忘從美食里尋得一點安慰

——「買油條兩三根,劈開,切成一寸多長一段,于窟窿內塞入拌了剁碎的榨菜及蔥絲肉末,入油鍋(ㄓㄚˋ)焦,極有味。」

他無食不可吃, 「南甜北咸東辣西酸,都去嘗嘗。」

最后寫入文章的、自己喜歡做的,又都是再尋常不過的馬鈴薯、韭菜花、苦瓜、鴨蛋、咸菜、蘿卜、扁豆等等。

這是美食的選擇,也是生活的態度。

作家蘇北記錄過汪曾祺有一次招待女兒汪朝的同事,忙活了半天,結果端出一盤蜂蜜小蘿卜來。

「蘿卜削了皮,切成滾刀塊,上面插了牙簽,邊上配了一碟蜂蜜。結果同事一個沒吃。汪朝抱怨說,還不如削幾個蘋果,小蘿卜也太不值錢了。老頭還挺奇怪,不服氣地說:‘蘋果有什麼意思,這個多雅’」。

還有一次,他招待從美國來訪的作家聶華苓,做了一道煮干絲,聶華苓吃得連湯都喝掉了,因為煮干絲是童年記憶,很多年沒吃到了。

這是手藝之外,汪曾祺對「家鄉胃」、對人情世故的敏感。

在一篇小說里,他自況為「生活現象的美食家」。

兩道菜,效果雖迥異,但都能看到老頭兒給尋常食材加上的心思。

做完菜,他一般只是嘗幾筷,然后就坐著抽煙、喝茶、喝(ㄐㄧㄡˇ), 「從這點說起來,愿意做菜給別人吃的人是比較不自私的。」

人生就是,苦辣甘甜,初心不變

「每個人都帶著一生的歷史,半個月的哀樂,在街上走」

汪曾祺的字畫,也是簡單隨意,心情不錯又恰好有紙時,就弄上幾筆。

他還形容寫字就像看風景,「順眼的都是佳作。」

而他的一生,也就是個四處溜達看看風景的人,把觸動他的畫面記下來。

「我有一個特點,喜歡東張張西望望。 有人問我: ‘你怎麼成為作家呀? ’我說就是東張張西望望成為一個作家。

另一次,他寫打油詩說:「我事寫作,原因無它;從小到大,數學不佳。考入大學,成天泡茶。讀中文系,看書很雜。偶寫詩文,幸蒙刊發。 百無一用,乃成作家。」

與其說是謙虛,不如說是一點赤子之心。

就像老師沈從文一樣。

汪曾祺曾經稱沈是一個「抒情的人道主義者」,后來也把這頂帽子送給了自己。

沈從文給過汪曾祺一個很重要的囑咐:「千萬不要冷嘲」。

既是生活態度,也是寫作準則。

汪曾祺筆下常寫「小人物」, 「紅黃藍白黑,酸甜苦辣咸。每個人都帶著一生的歷史,半個月的哀樂,在街上走。」

都透著一種為柴米油鹽奔波的辛勞,亦是他們的尊嚴。

汪曾祺在家鄉高郵的蘆葦蕩里

汪曾祺寫的很多故事、食物,都關乎故鄉高郵。

在那里,他的父親平和開明,繼母溫暖慈愛。

還有家里的花園—— 「我的臉上若有從童年帶來的紅色,它的來源是那座花園」。

他回憶自己在大年初一,早早爬起來,去摘下臘梅,把骨朵剝下來,用穿珠花的銅絲穿成插鬢的花,然后送給家里的女眷—— 「我應該當一個工藝美術師的,寫什麼屁小說!

在北京,他惦念著故鄉的野菜。

有一次發現釣魚臺國賓館的墻壁外長了很多灰菜, 「極肥嫩,就彎下腰來摘了好些,裝在書包里。門衛發現,走過來問:‘你干什麼?’他大概以為我在埋定時(ㄓㄚˋ)彈。」

故鄉的這些煙火記憶,給他的顛沛旅程許多慰藉,也讓很多背井離鄉的讀者感同身受,那種花開花落的安定感、時光疏忽而過的悵惘,都可能打到你內心柔軟的地方,然后放慢一些腳步。

人生最大的智慧,不過是一顆童心,一個真心

在家里最沒地位的老頭兒

兒女們說起汪曾祺,都叫「老頭兒」。連孫輩們也這麼叫。打打鬧鬧,沒有規矩。

有客人去他們家,見到汪曾祺很拘謹,女兒就安慰說: 「別怕,他在家里最沒地位了,我們都欺負他!

但喝上幾口后,老頭兒也會聲張兩句: 「你們對我客氣點,我將來是要進文學史的。」

作為「右派」下放時,汪曾祺被收走了房子,后半生都是蹭妻子單位分的房子住。

妻兒因此戲稱他為「寄居蟹」。

早先,他沒有書房,要借女兒的房間寫作。

有時靈感來了,但女兒在睡覺,他只好在客廳里走來走去,憋得滿臉通紅。

孩子們逗他,「老頭兒,又憋什麼蛋了?」

他笑著說:「我要下蛋了,這回下個大蛋!」

汪曾祺一家

老頭兒有顆童心,作為父親時也不例外。

我覺得一個現代化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 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 兒女是屬于他們自己的。他們的現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他說。

當年,他的父親汪菊生就是這樣對待子女,和他們一起在田間嬉鬧,放風箏,做西瓜燈。

汪曾祺初戀時,父親還給他出主意怎麼寫情書。

看他學會了煙(ㄐㄧㄡˇ),每次就分他一份兒。

平和的家風就這樣續了下來,汪曾祺對兒女們的事,大多也是「聞而不問」,相信他們的選擇,一起分享「家人閑坐,燈火可親」的平凡幸福。

汪曾祺76歲時的全家福

1997年5月16日,77歲的汪曾祺病逝。

他本來覺得自己還可以多寫上幾年。

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話是:

「哎,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喝他一杯晶明透亮的龍井茶!

「唉!都錯過了 

年輕人是時常錯過老人的 

故事一串串 

像掛在樹梢尖上的 

冬天凋零的干果 

已經痛苦得提不起來」 

——黃永玉《比我老的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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