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經過戰斗的舍棄是虛偽的，不經劫難磨礪的超脫是輕佻的，逃避現實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茍且、小智小慧，是我們的致命傷。」
細讀 《傅雷家書》中父與子的肺腑之言，當溫潤和煦的親情和熠熠生光的理性還縈繞在讀者心中時，這位擁有 深厚藝術造詣、學問淵博的父親已經在地下長眠了五十五年。
傅雷
正如他所言： 不經歷磨難的超脫是輕佻的。
傅雷先生在一個混亂而又絕望的夜晚，精疲力竭地癱坐在椅子上， 回想過去幾天經受的各種折磨、污蔑、屈辱，思考接下來還要面對的曲折和坎坷。
終于，傅雷與發妻攜手選擇了超脫，手邊的一瓶毒藥成為最后的見證者。
大部分人熟知的傅雷，只是一位杰出的父親，可有句話是這麼說的：「 不了解傅雷，就不能說自己有文化」，在中華文化這條泱泱大河之中，傅雷的確不是很起眼，這句話是否有點言過其實的意味？
從20世紀三十年代開始， 傅雷一直致力于西方文學作品的翻譯事業，從他筆下翻譯過來的作品包括：《高老頭》、《人間喜劇》、《幻滅》（巴爾扎克），《米開朗基羅傳》、《約翰·克里斯朵夫》（羅曼·羅蘭），《老實人》、《伏爾泰小說選》（伏爾泰） 等34部巨作，合530萬字。
傅雷由此被公認為是中國翻譯界的法國文學最權威翻譯家，從四十年代開始， 傅雷用自己淵博的學識和深厚的文化底蘊為中國文化界輸送了源源不斷的精神養料，當然，這還不包括他自己的原創作品。
作為父親、作為文學家、作為翻譯家， 傅雷用他的爛筆頭孜孜不倦地向世人和親人輸出自己磅礴能量，只不過是在1966年9月3日那個晚上，這桿筆轟然落地了。
從1933年發表第一部翻譯作品算起，只有短短三十三年，一切都來的太快了，快到讓人來不及思考。
「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這振聾發聵的獨白是傅雷最后的一口氣， 「逃避現實的明哲是卑怯的」，傅雷先生一生植荒于中華文化這片土地上，作為中國人的我們理應了解，他守候的到底是怎樣的現實世界？
「五四」的火種，「翻譯」的豐碑
季羨林先生說：「 中華文化從未枯竭的原因是不斷有新的水流注入，其中最大的兩次，一次是印度的水，一次是西方的水，而每一次依靠的都是翻譯。」
「印度的水」的自然是佛經，從印度而來或者從東方而去的僧人何其之多？ 他們在這條12000多公里的漫漫長路上奔波了近千年，才徹底將佛教文化帶回中原。
西方的水多指20世紀初「五四」運動后涌現的西方文學作品。
時至今日我們依然無法心平氣和地去面對那個苦難深重的年代， 無數英雄兒女視死如歸前赴后繼，用眼淚和鮮血換來了中華民族在列強層層包圍下的成功突圍，奏響了一支必勝的戰歌組曲。
在這支組曲中，我們絕不能忽視文化和精神層面的力量，用傅雷的話說： 「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精神支持，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堅忍、奮斗、敢于向神明挑戰的大勇主義。」
所以魯迅站了出來，李大釗、胡適、冼星海、聶耳、朱自清等人也紛紛站了出來， 他們以筆為劍，精準而又犀利地刺痛了懵懂的中國人，同時也深深刺痛了侵略者。
「五四」運動確實引發了西方科學文化與中國封建政治和古典文學的激烈碰撞和交融，使中國文化界的知識分子嗅到了一絲全新的生氣。
當然， 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厚重的中國文化河流，在現代化的河床中已經失去了競爭力，如果不能及時引入新的水源，日漸枯竭便是唯一的后果。
于是，翻譯事業應聲而出，思想先進的知識分子們像候鳥一般密密麻麻轟然散去， 美洲、歐洲、日本，到處都是他們的身影，不久之后盡數歸林，蟄居家中拿起手中的筆，一筆一畫開始疏通中國文化的河道。
莎士比亞、雨果、屠格涅夫、川端康成、莫泊桑、奧維德甚至狄更斯和安徒生等等人物驟然間被邀請到中國內外交迫的土地上， 他們注視著這群活了五千年的人們，期盼地傾聽著一個不屈的民族不應該倒在帝國鐵蹄下的故事。
我們該回頭看看傅雷先生此時在做什麼了，「五四」運動爆發是在1919年， 11歲的小傅雷還在鎮上的小學讀二年級，他幼年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母親也算是有見識的女子，讓他從小就開始讀書寫字，學習算術和英語。
1924年，傅雷已經在大同大學附屬中學學習高中課程了，盡管那時候的課程設置與如今不同，但 僅僅五年時間從小學二年級讀到高中，其聰慧與刻苦程度可見一斑。
不僅如此，他在校期間還積極參加「五卅」愛國運動和反軍閥學潮，并開始在報紙和雜志上發表自己的小說。
三年后， 傅雷決心前往法國留學，母親全力支持，變賣了家里的田產并四處借錢，終于在1927年的最后一天，傅雷乘坐郵輪只身赴法。
朱自清
這一年，中國爆發了「八一南昌起義」，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徐志摩與胡適創辦了「新月書店」，朱自清在北京清華園寫下著名散文《荷塘月色》......
國內局勢動蕩不安，文化各界百家爭鳴，而傅雷還是一個無人知曉的貧窮學子，孤身一人在法國巴黎開始補習法語，半年時間，傅雷考入巴黎大學文學院。次年就開始翻譯《圣揚喬爾夫的傳說》并發表在《華胥社文藝論集》中。
如此求學致用經歷，用「天才」形容他也毫不為過，但傅雷刻苦鉆研和廢寢忘食的學習態度是不能用這麼單薄的兩個字去概括的。
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文學作品并不只是單純地為讀者描繪一個作者想象之中的獨立世界，它往往 折射一種鮮明的性格色彩，警示一個病態的社會現象，或者描繪一處理想的精神家園。
傅雷
文學作品激發著讀者們的心靈，煽動著思想的改革，推動著時代的進步，放在那個新舊交替、思想匱乏、文化低迷的年代，文學家和翻譯家們確實承擔了額外的重擔。
傅雷1931年回國，便馬不停蹄地踏上了這條任重道遠的漫漫長路， 盡管在這個隊伍中他還是個初出茅廬的后生，但很快就會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開出大片大片的絢爛花朵。
因其在巴黎大學學習過藝術史和美術理論，1931年， 回國后的傅雷馬上任職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辦公室主任，兼授西方美術史和法語，并應邀出版《世界名畫集》以及在各類藝術期刊上發表論述。
1932年，傅雷與青梅竹馬的表妹朱梅馥成婚，次年，傅雷出版了第一部正式的譯作《夏洛外傳》，同年， 含辛茹苦育他成人的母親不幸離世，悲痛萬分之下，傅雷辭去職務，專心致志地展開自己的翻譯事業。
不必細數傅雷逐年的翻譯成果，這個列表會拉得很長很長，我們只需要知道從1933年拿起筆，他就沒有再停下過， 直到閉上雙眼那一刻，760萬字（包括原創作品）從他手上傾瀉而出，粗略一算，平均每年23萬字！
龐大的數量絕不意味著質量上的妥協，對于翻譯事業的認真，傅雷絕對是標桿式的存在，甚至可以說形成了一種精神。
任何作品，不精讀四五遍絕不動筆是他的基本準則。將原作中的情節、思想、感情、氛圍全部融會貫通于自己的胸中，才能準確而又微妙地賦原作以全新的生命。
而真正讓傅雷成為翻譯路上一座「豐碑」的，是1937年完成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羅曼·羅蘭憑此書獲諾貝爾文學獎），
在中華民族面臨最深重的災難之時， 克里斯朵夫的覺醒和反抗醍醐灌頂般激勵了整個萎靡頹唐的民族，一縷英雄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小火苗迅速燒成了足以燎原的滔天烈焰。
除了豐富精彩的故事情節，傅雷用動情而又精妙的文筆將洋洋灑灑120萬字融進國仇家恨之中，融進荊棘叢生的民族抗爭之中。 《約翰·克里斯朵夫》像一部可歌可泣史詩一般刺破中華兒女的耳膜，喚醒了一代中國人。
如今我們再讀《約翰·克里斯朵夫》， 那尊倔強的軀殼仿佛就近在眼前，透過窗戶看到一個細瘦的剪影，傅雷像一個英雄般長伏于案，或冥思苦想，或欣喜若狂，把另一個英雄的故事酣暢淋漓地將給中國人聽。
「獻給各國的受苦、奮斗、而必戰勝的自由靈魂！」這是羅曼·羅蘭寫在扉頁上的題獻。自由、不屈、奮斗，傅雷顯然是想通過這部作品把這幾個字一錘一斧地鑿刻在中華民族的脊梁上，他做到了。
法國著名作家斯達埃夫人曾說：「人所能為文學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把人類精神的杰作從一種語言傳到另一種語言。」
作為一個翻譯家，傅雷是少有的能把翻譯、藝術、人格以及社會背景緊緊捆綁卻不顯突兀的大家。
了解傅雷是踏入文化和藝術世界大門的第一步，這并沒有太多夸張的成分， 越來越多的人在他的影響下，在文學和翻譯事業上達到了更高的成就，包括畢飛宇、劉抗、黃宗英、王元化等等文化藝術大師，同樣，這個名單也可以拉得很長很長。
嚴厲的父親，教育的「君子」
很多人讀著《傅雷家書》感慨這溫潤如水的父子情誼時， 另一部分人則從背后嗅到了異樣的味道。
家庭教育是一個永恒的主題，朱梅馥與傅雷育有二子： 傅聰和傅敏。在教育兒子這件事情上，傅雷付出了極大的心血，他的深沉含蓄和熾熱細膩無數次感染著后代的父母和子女。
然而， 他的嚴苛、求實、錙銖必較也是一些人不能茍同的教育方式，他脾氣火爆，乖戾急躁，眼里絕然揉不得沙子，對兒子要求極度嚴格，動則施以虐待的打罵。
「用餐不許講話，手肘不許妨礙同席，坐姿必須端正，咀嚼噤聲；練琴必須專一認真，走神便要挨打，每天必須達到規定的練琴時間；長輩談話不允許偷聽」。
傅聰
這是傅雷給孩子定的規矩， 事實上傅聰和傅敏也因為違反了規矩而遭受無數次毒打，在日后的家書中，以及傅聰和傅敏的訪問中多次提及這段無法忘懷的往事。
不少人據此譴責傅雷的教育方式，說他蠻橫不講理，是一個鐵石心腸、強勢粗暴的父親，貼合自己的習慣或滿足自己的心理預期的潛意識，遠大于親情甚至遠大于教育本身。
不同時代的家庭教育勢必會沾染上不同的色彩， 和平安定如今日，互相尊重是最鮮明的主題，尊重個人意愿也尊重理想愛好，將父母的意志強加在孩子身上必定會引起親情的變質和旁人的譴責。
傅雷與傅聰
傅聰和傅敏出生在30年代末， 那是全體中國人命懸一線的時候，延續家族報效祖國是最大主題。
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對抗中，前者不僅僅作為獲取知識的來源，擺在眼前的現實是如何利用已有的經驗活下去，才能談如何修身、齊家、繼而治國。
傅雷端不起槍也殺不了敵，但他無時不刻在想著拯救這個奄奄一息的民族，侵略者的槍炮就架在家門口， 懈怠、懶惰、懦弱、寬于律己的后果是死亡！然而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人居危而不自知，是窮途末路上的放棄和無謂犧牲。
必須要注意的是， 傅雷的教育雖然嚴酷，卻不以泯滅孩子心智為代價，他只是希望兒子們能用汗水、淚水甚至血水去堆砌一個光明的前途和未來，僅此而已。
傅聰與傅敏
所以傅聰每天必須練幾個小時鋼琴，傅雷會抽出所有的休息時間陪著他，一個走神和一個錯誤，馬上就會有藤條應聲而至， 哪怕打到血肉模糊也要繼續練習，幾度讓傅聰在父愛和恨意之間游離徘徊。
刻苦鉆研孜孜不倦，傅聰的努力程度與他的父親傅雷如出一轍， 無論是被逼無奈還是他主動求學，無法否認的是傅聰表現出了令人贊嘆的音樂天賦。
為了讓兒子學得更扎實，傅雷親自編寫教材并嚴格實施，稍微長大一點后又為他找了資質優渥的老師， 只要兒子能努力學琴，傅雷愿意為他付出一切代價。
1954年，傅聰前往波蘭留學。 離家沒幾天，傅雷就忍不住心中的思念，開始給兒子寫信：
「親愛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像寫信，怕你嫌煩，也就罷了......我和你媽老是想著你二三歲到六七歲間的小故事。」
緊繃了二十年的心弦，就在兒子離去的一瞬間崩塌了， 血濃于水的感情永遠大于鞭笞和責罵。
可以想象大洋彼岸的傅聰，手上捧著一封封潮濕的信件，如同捧著一顆褪去冰冷外衣的父愛的心臟，熾熱又脆弱，委屈又心疼的眼淚奪眶而出。
兒子終于長大了，父親終于老了，國家終于有希望了，民族終于站起來了。
傅雷也終于有時間去思考過往的事情了，回想起對兒子的所有殘忍的懲罰，五十多歲的父親眼眶里總是噙滿淚水， 無論如何，他對傅聰和傅敏的教育是過于嚴苛了。
從教育的角度來說，嚴師確實能出高徒，傅聰在音樂界的輝煌成就便是最好的結果，但是從家庭的角度來說，自己確實算不上一個慈祥和藹的父親。
傅聰與父母
于是， 傅雷在信中一次又一次對自己的行為表示悔恨，「對不起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遠對不起你」，這沉痛的歉意終究是健全了父愛的重量。
《傅雷家書》中的186封書信，處處都是父親與兒子之間的家常話，卻處處高于家常閑敘， 從情感、生活、學習、藝術、道德、愛國等等方面來說，都是每個家庭和每個知識分子的深刻寫照。
從1954年傅聰離家留學到1966年，整整十二年的時間， 傅雷的筆像一陣陣春風，吹起傅聰心頭的漣漪，也撫平了心里的皺褶。
帶著這份感性與理性并重的父愛， 傅聰在國內外鋼琴演奏和比賽中取得了足以讓父親驕傲的成績。
在波蘭留學四年后，傅聰動身前往英國繼續深造， 不論在天涯或海角，父親的愛始終陪伴著他。
為了讓傅聰對藝術本質和哲學有更深入的理解， 年近花甲的傅雷用了一個月的時間，一字一句抄錄了《藝術哲學》中《希臘雕塑》篇。
常年伏案已經讓傅雷的腰直不起來了，他就那樣 佝僂著身體，充血的眼球里閃爍著精光，卻控制不住地流著蒼老的眼淚，但他顧不得一直擦，因為另一只手必須拿著放大鏡，否則就完全看不清紙上的內容。
一個月，六萬字，他抄得熱火朝天，廢寢忘食，仿佛又回到了年輕時在外求學的日子， 為了一句話的真正含義查詢好幾本書反復對比、求證，為了解決掉一個棘手的難題高興的睡不著覺。
可他畢竟是老了，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樣，高興的時候壯懷激烈慷慨灑脫，生氣的時候火冒三丈暴跳如雷， 當心態逐漸變得平和下來之后，傅雷終于將慈父和嚴父集于一身，成為家庭教育的一名「君子」。
英雄的結局
傅雷的結局是我們最不愿提及的， 當一身傲骨的他蒙受了莫大的屈辱和污蔑，接下來勢必要與這個冰冷的世界做一個決絕的告別，或者說是決裂。
傅雷與妻子朱梅馥平靜地用罷最后一頓飯，把保姆喚到身邊，交出準備好的遺書，然后優雅地合上了雙眼。
遺書中交代了 下個月的房租，并附上了現款；
交代了好友托付在家中的私人物品，希望家人替他歸還；交代了家里最后的遺物如何妥善處理，包括手表、財物、欠款、家具、以及夫妻二人的火葬費，還有現金53.3元；另外給保姆600元，當作她突然失去工作的補償。
像是要臨時出一趟遠門前事無巨細的安排，這是一家之主最后的從容，也是一個文化大師最后的體面。
「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這是刻在傅雷先生墓上的碑字，也是《傅雷家書》中的一句話。
傅雷的世界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開始，在新文化運動中覺醒， 在戰爭的烽煙中磨礪出渾身棱角。
在三十多年的翻譯和文學創作中實現人生價值，在家庭教育中達成了慈父和嚴父的對立統一，最后在突如其來的誣陷中含冤離去。
他與文化藝術對話，與民族同胞對話，與妻子兒子對話，但 這顆孤高的心走到最后卻是孤獨的，他的世界終于背叛了他，所以他將換個地方繼續辛苦耕耘，這個世界在黑暗的背后，在人性的終點。
《約翰·克里斯朵夫》里面有這麼一句話：「真正的英雄，不是沒有卑賤的情操，而是用不會被卑賤所征服；真正的光明不是沒有黑暗的時候，而是不會被黑暗所湮沒。」
什麼是孤獨赤子創造的世界？或許，這就是他給出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