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清末的一個舊官僚家庭,在封建等級森嚴的家庭氛圍之下,接受了傳統的儒學教育,卻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他是一個敢于向舊禮教宣戰的先鋒大將,倡導自由、民主、平等,他叫錢玄同。
他亦出生在封建家族,原本立志做一個醫者,去日留學只為了精進醫學造詣,卻深感祖國的病痛根本無法為醫者所醫,于是棄醫從文,同舊世界作斗爭,成為文化革命的主將,他叫周樹人。
有著相同追求的他們,曾經互為知己, 是錢玄同促進魯迅寫下那篇名動中原的《狂人日記》,魯迅曾經將錢玄同引為伯樂,可后來他們卻決裂了,是有人忘恩負義,還是其中另有隱情?
魯迅的伯樂——錢玄同
1904年9月,魯迅前往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習醫學,在這里他認識了藤野嚴九郎,也就是后來他作品中所說的藤野先生,那時候的魯迅還沒有意識到國民之重疾,所以就想學好醫學。
1906年1月,魯迅在校內參加了一場教育活動,他和同學們在課間一起觀看「日俄戰爭教育片」,這次觀影活動讓他深受刺激,他突然發現,醫學只能醫國民健康,卻無法醫國民思想。
于是選擇棄醫從文,直接從仙台醫學專門學校肄業,想要去尋找專門醫治國民疾病的藥,但在這時,家里寫了一封信,說是他的母親病重,魯迅著急忙慌的回家,結果遇到了坐在屋子里的新嫁娘。
他被哄騙著和他根本不愛的朱安結了婚,國之不幸與個人的不幸,加注在一個人的身上,一個想要用筆墨文章喚醒沉睡的中國人的自由青年,徹底被現實與封建傳統所打敗。
面對殘酷的現實,他迷茫無奈又消沉,這時的魯迅在教育部從事文案翻譯工作,每天翻閱古籍,抄古碑文,其實就是做了一個普普通通的公務員,朝九晚五,頹廢而不安。
就在這個時候,魯迅遇到了改變他命運的錢玄同,錢玄同當時是《新青年》雜志的編輯,其實他們早就認識了,而且同為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弟子,不過那時他們交往不深,只是錢玄同經常向他約稿而已。
1917年8月,錢玄同在和周樹人、周作人兄弟二人閑談的時候,突然對著好久沒有寫一點東西的周樹人說道:「我想,你可以寫點文章!」
周樹人十分哀痛的回答道:「 如今的中國,就好比一個鐵屋子,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里面的人們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臨死的悲哀。如果有人打擾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反倒使他們感到無可挽救的臨終苦頭,你倒認為對得起他們嗎?」
這就是魯迅的迷茫與消沉的原因,他想振臂高呼,可又無奈于國民的無動于衷與麻木不仁,這座陰沉又消極的鐵屋子,他自感沒有辦法突破,又不想做那個大聲叫嚷的人,只能痛苦而又清醒的活著。
錢玄同當時是一個十分激進的革命者,他并不愿意見證好友就這樣頹廢下去,于是立即出現反駁道:「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了,你不能說絕沒有毀壞來這鐵屋的希望。」
就是這一句話,讓周樹人提起了放下許久的筆,用一種辛辣而又諷刺的筆調寫下了那篇震驚中華大地的驚世名作《狂人日記》,開啟了中國白話文小說的歷史篇章。
1918年5月15日,在錢玄同作為主編的《新青年》上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1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 極其深刻地揭露了封建人少「吃人」的本質。
也就是這一篇小說,讓魯迅這個名字傳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原名周樹人倒是不為人所知了,從此,魯迅在文壇上名聲大噪,很快就成為了新文化運動與文化革命的領軍人物和倡導者。
錢玄同和魯迅的交往也越來越密切,從普通的朋友成為了知己好友,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來,錢玄同是對魯迅有著知遇之恩的伯樂。
可是這樣一對相知相惜的摯友,后來卻關系破裂,甚至走向了一種十分糟糕的境地,他們幾乎成為了仇人。
摯友決裂,究竟為何?
魯迅與許廣平的情書日記《兩地書》中有這樣一句話,用來描寫錢玄同——「 胖滑有加,嘮叨如故」,這種略帶譏諷的語言用在好友身上明顯是不妥的,更何況還是寫給自己的愛人。
當時錢玄同的身材比較胖,魯迅經常抓住錢玄同的這一特點進行嘲諷,語詞之間極盡挖苦之能。
錢玄同得知這件事情之后,一笑置之,并沒有說什麼很刻薄的話,只是說:「 你要討厭那就討厭去吧,以后不見就是了。」這樣說來,倒真是魯迅的不是了。
其實從一開始,兩人的交往就不太合拍,錢玄同雖然欣賞魯迅的才華,但對魯迅的性格實在是適應不來,魯迅為人尖刻是眾所周知的,對自己不滿的人和事總要出言諷刺。
而錢玄同雖一開始十分的激進,不過后來為人卻比較溫和,說起性格與魯迅的弟弟周作人倒是十分合得來,或許從這里可以隱約看到他們決裂的真正原因。
當時周氏兄弟反目成仇成為了留在文學史上的一個謎團,而作為好友的錢玄同站在了周作人的那邊,這自然是激起了魯迅的不滿,更何況周作人后來還做了漢奸,這更是讓魯迅和錢玄同的關系走向了末路。
不過他們徹底反目還要從1929年說起。
1929年5月,兩個人在孔德中學相遇,錢玄同看到好友主動湊過去問道:「你的名片還是三個字嗎?」原本只是好友之間的道歉,卻被魯迅理解錯了意思。
魯迅直接輕蔑的回答道:「 我的名片從來沒有兩個字,或者4個字的。」這句話就是在譏諷錢玄同故作玄虛,因為當年錢玄同的名片上印著的是「 疑古玄同」4個字,其實就是仿效古人將號加在名字之前,當時很多文人都用,但魯迅卻是瞧不起的。
文學革命思想走到后來,錢玄同的觀點偏向了保守,而魯迅則一直保持著激進的革命熱情,眾所周知,當時文化運動期間,各路黨派之間的爭論一直不休,兩個人的文學觀念不一樣,自然也就注定了他們走的路不一樣,那決裂也就情有可原了。
人到一定的年紀,思想觀念都會平和下來,錢玄同人過四十,當年沖擊封建文化的豪情與雄心漸漸的消失,整個人偏向了平靜,而魯迅到了后面思想越來越昂揚,文學革命的激情越來越熱烈,兩人自然而然也就分道揚鑣了。
到了1932年11月, 兩人幾乎成為了一種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
魯迅的從上海回到北京探親,當時的錢玄同在北京師范大學當國文系主任,兩個冤家又遇到了一起,自然就會有一系列矛盾。
當時魯迅聲名在外,北京師范大學的學生們都十分希望能聽到魯迅的一節課,但作為普通學生,自然是無法得知魯迅地址的,于是滿懷信心地去找他們的系主任錢玄同,沒想到這卻觸碰到了錢玄同的逆鱗。
錢玄同一聽到學生們的意見之后,怒發沖冠,直接叫嚷著:「我不知道,我不認識有一個什麼姓魯的。」
當時有描寫這一事件的人,記錄錢玄同的狀態說「 好像炸彈爆炸了似的叫嚷」
可見他們之間的情誼是真的沒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不過當時的學生可是十分仰慕魯迅的,系主任不答應,并不阻擋他們的熱情,一群學生也生氣了,鐵了心的要去找魯迅,他們甚至自發的前去尋找魯迅的住所,反正北京就那麼大,他們一定會找到的。
一向穩重的國學大師,聽到這個事情之后,如同小孩子一樣的撒潑威脅,「 要是魯迅到師大來講演,我這個主任就不再當了。」
學生們卻并沒有被錢玄同嚇到,直接去請了魯迅先生,甚至還把錢玄同的態度告訴了魯迅,魯迅最后還是在北平師范大學做了演講,給青年們帶來了極大的鼓舞。
錢玄同知道后十分生氣,但卻沒有辭職,此事也成為魯迅后來嘲笑的把柄。
錢玄同其實是一個很矛盾的人,他曾經的思想激進的讓人有些無奈,他曾經公開說過「 人到了40歲就不應該活著了,就算活著也應該槍斃。」
不過到了后來,錢玄同也就不想死了,畢竟當時的錢玄同,可是北大教授,有錢有權,生活又好,只說了一句忘記了,不過他忘記了,可有人幫他記著呢,這可不就是讓魯迅抓住了小辮子嗎?
魯迅當時寫了一首譏諷錢玄同的打油詩,「做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何妨賭豬頭,抵當辯證法。」
對于這樣的人身攻擊,錢玄同在日記中罵道:「 購魯迅之《三閑集》與《二心集》躺床閱之,實在感到他的無聊、無賴、無恥,總是那一套冷酷尖酸之拌嘴、罵街,有何意思?」
錢玄同四處譏諷魯迅為人,魯迅那樣孤傲的一個人,自然不甘示弱,兩人你來我往,昔日好友感情破裂越來越大,直至反目成仇。
名家紛爭,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魯迅的一生,嬉笑怒罵皆文章,「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他的一生與封建傳統的斗爭,也與腐朽的舊世界做斗爭,所以為人尖酸尖刻了一些。
而錢玄同則不同,作為一個標準的文學大師,一個學院派人物,勢必會與魯迅走向不同的道路。
從朋友到摯友,從摯友到反目成仇,與其說是二人之間是性格不合,還不如說是時代的使然。
名家紛爭一直以來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他們罵的痛快,說的痛快,看客們自然也是看看熱鬧,至于他們留在文化史上那些光輝奪目的篇章,才是后人所應該注意到的精華。
若論其后世的知名度,錢玄同是大不如魯迅的,魯迅的作品有很多被選入了中小學語文課本之中,國民知名度十分高,再加上他言辭的犀利深刻、文筆的驚世駭俗,自然讓人嘆為觀止。
[毛.澤.東]評價魯迅,說他是「 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
錢玄同也是一個分外厲害的牛人,畢竟魯迅痛罵過的,都是當時數得上名字的文人,而錢玄同在漢語拼音方面的功績,更是讓后人響應無窮,周恩來總理曾經評價他:「 沒有錢玄同等前輩鍥而不舍的追求,也許我們今天無緣享用漢語拼音和標點符號的恩澤。」
錢玄同的兒子錢三強也是我國近現代史上一個繞不開的人,是我國著名的物理學家,中國「兩彈一星」的元勛,讓中國不畏于世界上任何強國的挑戰與壓迫。
那些恩怨情仇都已成為了歷史上的一頁,嬉笑怒罵也好,談笑風生也好,反目成仇也好,都為后人津津樂道,是他們的成就之外的一些逸聞趣事,也讓文化名家成為活生生的人,一個和平常人一樣,有喜怒哀樂的普通人,而不是文壇上沒有感情溫度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