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身為趙一曼烈士遺世獨子的陳掖賢,孤身在家中自丨ˋ身亡,享年53歲。
聞此噩耗,其同事們百思不得其解,這位家喻戶曉的女烈士的唯一后人,竟會選擇走上這條路。
1929年,陳掖賢出生于湖北宜昌,彼時的趙一曼也不過24歲,卻已經自黃埔軍校畢業,更是五卅運動的領導者之一。
趙一曼女士犧牲時,被寄居在武漢大伯家的陳掖賢還不滿7歲。
1936年8月,由于始終無法從趙一曼口中獲取情報,無計可施的日本人將她壓赴了刑場。
臨刑前夜,趙一曼強打起精神,用早已被折磨得不成樣子的手,寫下了給兒子的遺書:
「……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在你長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由于情勢危急,這封遺書篇幅不多,卻盡顯一位母親對即將訣別的兒子的不舍和祈愿,令讀者很難不動容。
然而,站在上帝視角的我們,若是聯系起陳掖賢此后的半生遭際,便只剩無限的嘆息與遺恨了。
解放后,得知母親趙一曼早已犧牲時,陳掖賢不禁失聲痛哭。 年幼時,他日夜盼望與親生父母團聚,可母親終究是再也見不到了。他眼含熱淚,用帶了墨的鋼筆尖扎進胳膊,重重地刺寫下「趙一曼」三個字,以表示對母親的尊敬和思念。作為烈士后人,在國家的照拂下,陳掖賢被推薦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系學習。人大求學期間,長期在法國工作的父親陳達邦回國,終于和陳掖賢父子相認,感慨萬千。
只是此時的陳達邦,已經重新組建家庭,也有了孩子。此后數年里,陳掖賢也曾幾次前去探望父親。
可看著父親其樂融融的一家子,身為長子的自己反而像個外人,陳掖賢心中不禁陣陣凄涼,以后就很少再去。
1955年畢業后,陳掖賢被分配到北京工業學院,成為一名政治課老師。 然而,他的工作和生活并不盡如意。由于幼時寄人籬下、缺乏父母的陪伴關愛,陳掖賢的性格素來內向沉悶、不擅交往,幾乎沒有朋友。他也常常不修邊幅、蓬頭垢面去上課,讓學生們議論紛紛。
他的宿舍里,也總是煙頭滿地、不疊被子、不清理垃圾,衛生狀況令人擔憂。 最關鍵的是,陳掖賢的財務意識也 很薄弱,花錢大手大腳。
每月69元的工資已經不算低,可他總是前半月奢侈,常打甲類菜、買酒喝,每到后半月,都要去工會打借條借錢,等下月發工資時再還。
考慮到陳掖賢烈士后代的身份,國家特意批準,可以給他補發一筆撫恤金。
然而,面對這筆意外之財,常常口袋空空的陳掖賢卻斷然拒絕。
他認為,母親為國捐軀,金錢的收受反而褻瀆了母親的英勇。這份見識,讓不少人對陳掖賢刮目相看,也為他帶來了愛情的滋潤。
任教期間,陳掖賢與學生陳友蓮相識、相知,兩顆年輕的心互相吸引靠近。
1957年,兩人結為夫妻,兩個女兒也很快相繼出生。 然而,升級為人夫、人父的陳掖賢,好像還不太適應這角色的轉變。
他的性格依然孤僻,大小事情習慣悶在心里,不和妻子商量自作主張,花錢還是沒有規劃,以至于每到月底還是會鬧饑荒,讓孩子也挨餓。這一切不成熟的行為,都讓妻子陳友蓮很是惱火。
她試著和陳掖賢溝通,可丈夫就像個悶葫蘆一樣,不愿與她深談,也不愿將工資交由妻子管理。
為此,兩人時常拌嘴吵架,甚至冷戰。一次次唇槍舌戰的消磨,終將兩人的溫情耗盡,最終以失婚收場。
失婚后的陳掖賢,每月會給孩子二十多元的生活費,其他也沒多的改變,還是邋遢沉悶、經濟上捉襟見肘。 為照顧陳掖賢,學校給他工資漲到了77元,待遇已經足夠優渥。
考慮到他不善計劃,又找到陳掖賢的好友袁寶珊,委托他幫陳掖賢管理工資。一開始,陳掖賢還能聽從好友的安排,但時間一長,他又恢復了以前的狀態,袁寶珊和學校領導也真是無奈。 就這樣,陳掖賢又開始了時飽時饑的日子。他經常喝悶酒發呆,精神狀態一直不太好,學校領導擔心他想不開,特意安排陳掖賢去醫院檢查、治療。1960年秋,父親陳達邦來看望陳掖賢,見他消瘦的厲害,就帶他去政協禮堂餐廳,吃了招牌菜「紅燒獅子頭」。
感受到久違的父愛,陳掖賢這餐飯吃得很吃開心。
但沒想到,這頓飯竟然讓他產生了負罪感。
陳掖賢覺得,自己長期的肆意享受,對不起為國為民犧牲的母親,更對不起廣大物資匱乏的老百姓……
他常以淚洗面、喃喃自語,任憑父親和領導同事再三勸慰,可鉆入牛角尖的他根本聽不進去。此后,陳掖賢的精神狀態越發消沉,他神情呆滯、不習慣與他人交流,甚至不理會自己的孩子,徹底把自己與外界隔絕起來。1982年8月的一天,有位同事發現陳掖賢沒有請假,卻已經好幾天沒來上班,就去陳掖賢家看望。
不料剛一推開門,同事竟發現,陳掖賢已經自丨ˋ身亡。
童年寄人籬下的悲苦、缺乏父母的關愛,或許是造成陳掖賢一生不幸的源頭。
而這樣的成長環境,也導致成年后的陳掖賢不會愛自己,更不會愛他人,一個人遭受心魔的煎熬,卻始終無法掙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