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身為趙一曼烈士遺世獨子的陳掖賢，孤身在家中自丨ˋ身亡，享年53歲。
聞此噩耗，其同事們百思不得其解，這位家喻戶曉的女烈士的唯一后人，竟會選擇走上這條路。
1929年，陳掖賢出生于湖北宜昌，彼時的趙一曼也不過24歲，卻已經自黃埔軍校畢業，更是五卅運動的領導者之一。
趙一曼女士犧牲時，被寄居在武漢大伯家的陳掖賢還不滿7歲。
1936年8月，由于始終無法從趙一曼口中獲取情報，無計可施的日本人將她壓赴了刑場。
臨刑前夜，趙一曼強打起精神，用早已被折磨得不成樣子的手，寫下了給兒子的遺書：
「……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在你長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由于情勢危急，這封遺書篇幅不多，卻盡顯一位母親對即將訣別的兒子的不舍和祈愿，令讀者很難不動容。
然而，站在上帝視角的我們，若是聯系起陳掖賢此后的半生遭際，便只剩無限的嘆息與遺恨了。
解放后，得知母親趙一曼早已犧牲時，陳掖賢不禁失聲痛哭。 年幼時，他日夜盼望與親生父母團聚，可母親終究是再也見不到了。他眼含熱淚，用帶了墨的鋼筆尖扎進胳膊，重重地刺寫下「趙一曼」三個字，以表示對母親的尊敬和思念。作為烈士后人，在國家的照拂下，陳掖賢被推薦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系學習。人大求學期間，長期在法國工作的父親陳達邦回國，終于和陳掖賢父子相認，感慨萬千。
只是此時的陳達邦，已經重新組建家庭，也有了孩子。此后數年里，陳掖賢也曾幾次前去探望父親。
可看著父親其樂融融的一家子，身為長子的自己反而像個外人，陳掖賢心中不禁陣陣凄涼，以后就很少再去。
1955年畢業后，陳掖賢被分配到北京工業學院，成為一名政治課老師。 然而，他的工作和生活并不盡如意。由于幼時寄人籬下、缺乏父母的陪伴關愛，陳掖賢的性格素來內向沉悶、不擅交往，幾乎沒有朋友。他也常常不修邊幅、蓬頭垢面去上課，讓學生們議論紛紛。
他的宿舍里，也總是煙頭滿地、不疊被子、不清理垃圾，衛生狀況令人擔憂。 最關鍵的是，陳掖賢的財務意識也 很薄弱，花錢大手大腳。
每月69元的工資已經不算低，可他總是前半月奢侈，常打甲類菜、買酒喝，每到后半月，都要去工會打借條借錢，等下月發工資時再還。
考慮到陳掖賢烈士后代的身份，國家特意批準，可以給他補發一筆撫恤金。
然而，面對這筆意外之財，常常口袋空空的陳掖賢卻斷然拒絕。
他認為，母親為國捐軀，金錢的收受反而褻瀆了母親的英勇。這份見識，讓不少人對陳掖賢刮目相看，也為他帶來了愛情的滋潤。
任教期間，陳掖賢與學生陳友蓮相識、相知，兩顆年輕的心互相吸引靠近。
1957年，兩人結為夫妻，兩個女兒也很快相繼出生。 然而，升級為人夫、人父的陳掖賢，好像還不太適應這角色的轉變。
他的性格依然孤僻，大小事情習慣悶在心里，不和妻子商量自作主張，花錢還是沒有規劃，以至于每到月底還是會鬧饑荒，讓孩子也挨餓。這一切不成熟的行為，都讓妻子陳友蓮很是惱火。
她試著和陳掖賢溝通，可丈夫就像個悶葫蘆一樣，不愿與她深談，也不愿將工資交由妻子管理。
為此，兩人時常拌嘴吵架，甚至冷戰。一次次唇槍舌戰的消磨，終將兩人的溫情耗盡，最終以失婚收場。
失婚后的陳掖賢，每月會給孩子二十多元的生活費，其他也沒多的改變，還是邋遢沉悶、經濟上捉襟見肘。 為照顧陳掖賢，學校給他工資漲到了77元，待遇已經足夠優渥。
考慮到他不善計劃，又找到陳掖賢的好友袁寶珊，委托他幫陳掖賢管理工資。一開始，陳掖賢還能聽從好友的安排，但時間一長，他又恢復了以前的狀態，袁寶珊和學校領導也真是無奈。 就這樣，陳掖賢又開始了時飽時饑的日子。他經常喝悶酒發呆，精神狀態一直不太好，學校領導擔心他想不開，特意安排陳掖賢去醫院檢查、治療。1960年秋，父親陳達邦來看望陳掖賢，見他消瘦的厲害，就帶他去政協禮堂餐廳，吃了招牌菜「紅燒獅子頭」。
感受到久違的父愛，陳掖賢這餐飯吃得很吃開心。
但沒想到，這頓飯竟然讓他產生了負罪感。
陳掖賢覺得，自己長期的肆意享受，對不起為國為民犧牲的母親，更對不起廣大物資匱乏的老百姓……
他常以淚洗面、喃喃自語，任憑父親和領導同事再三勸慰，可鉆入牛角尖的他根本聽不進去。此后，陳掖賢的精神狀態越發消沉，他神情呆滯、不習慣與他人交流，甚至不理會自己的孩子，徹底把自己與外界隔絕起來。1982年8月的一天，有位同事發現陳掖賢沒有請假，卻已經好幾天沒來上班，就去陳掖賢家看望。
不料剛一推開門，同事竟發現，陳掖賢已經自丨ˋ身亡。
童年寄人籬下的悲苦、缺乏父母的關愛，或許是造成陳掖賢一生不幸的源頭。
而這樣的成長環境，也導致成年后的陳掖賢不會愛自己，更不會愛他人，一個人遭受心魔的煎熬，卻始終無法掙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