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華苓:一生漂泊,兩段婚姻,97歲的她驚艷了時光

珮珊 2022/07/06 檢舉 我要評論

用最真誠的文字,傾聽心底的聲音,做内心强大的自己。我是珮珊,陪你一起閲書、閱心、閱塵世的小編。

在聶華苓名為「安寓」的宅子里,暖黃色的光籠罩著整個客廳,木地板鋪上一層厚厚的地毯,米色沙發椅圍繞著長桌隨意擺放,窗外是郁郁蔥蔥的橡樹葉隨風搖擺,偶爾還能看到幾只迷失的鹿。

世外桃源也不過如此。幾十年來,外面的世界日新月異,這里一成不變。「我就是不要變嘛」,精神矍鑠的老太太嘟囔著。

一草一木都在見證歷史。包括白先勇、余光中、汪曾祺、王安憶、北島在內,全世界600多個詩人與作家,曾圍坐在這個不大的客廳里,他們談論關于文學、理想與愛情,有時歡笑喝ㄐ丨ㄡˇ,有時爭吵砸鬧。

這項「國際寫作計劃」比起冷冰冰的項目,更像是個文學大家庭,不同國家與文化背景的作家們坐在一起,摒棄政治局勢與種族偏見,開始將自己拓寬成一個「人」的存在。

創造出這些的聶華苓,為近代中國作家走向世界舞台打開了一扇窗,又一定程度消除了種族敵視與隔閡。 她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此獎項被提名者中,她是唯一一個來自中國的女作家。

早年經歷曲折,一生波瀾壯闊有過杰出貢獻,然而令后輩蔣勛最難忘的卻是她的笑容:

「華苓的大笑讓我覺得是了不起的,因為她一生所經歷的遭遇,可以用笑聲淡掉。」

異鄉人

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干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

1986年,聶華苓與弟弟華桐一同返鄉,從重慶坐船沿江而下,尋找曾在抗戰期間流落過的家。世事變遷,往日小鎮變作空蕩蕩的河壩,曾經的家成了頹垣斷壁,無論是哪里,都與記憶中的模樣大相徑庭。

「異鄉」感在此刻尤為濃烈。倒也沒錯,她的確是異鄉人,自始至終都是。

后來她已經走過千山萬水,與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交流中,才發現,在大環境下,「異鄉流浪」不僅是她人生的主題,更是二十世紀整個世界的主題。

1925年,聶華苓在湖北出生,因父親職務,住在武漢漢口舊俄租界處,成了自己土地上的外鄉人。沉悶的大家族里,對于童年,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母親斜倚在珠羅紗賬鏤花銅床上,為她細聲吟讀《再生緣》,為皇甫少華與孟麗君的故事唏噓感嘆。

小小的聶華苓一臉稚氣,「姆媽你不像孟麗君,你是孫太太,爹還有一個張太太,又都姓聶。我們住漢口,他們住武昌。」

父母的婚姻源自一場騙局,母親發現父親早有妻兒時,聶華苓已經七八個月,母親惱怒之下,甚至想過吞金自盡,可年幼的女兒向她伸出手需要人抱,又默默放下了。

多年后母親嘆氣,婚姻自由?當年宜昌那樣閉塞的地方你根本不曉得自由不自由。

母親是矛盾的,秉持著新式女子的作風,又告訴她在大家族中生存法則「既須巧又須忍」,聶華苓的性格與寫作風格也因此埋下伏筆。

戰亂時代,父親在外地逝去,只留一大家子孤兒寡母,聶華苓不喜讀書,喜歡玩鬧與爬山。一家人被迫遷至宜昌三斗坪,聶華苓痛快玩了半年,聶母下定決心,即使時代動亂,孩子也必須接受教育。

我不走!

你非走不可,你一定要讀書的。

你走我就走。

我走到哪里呀?沒有錢,一家人都活不了命。

天才蒙蒙亮,母親便送她去鎮上上船,兩人都流著淚,聶華苓才十四歲,母親一再叮囑:冷暖小心,不要掛念家,專心讀書。

后來,聶華苓在回憶錄寫道:

當年我十四歲,就在那兒,母親流著淚,看我搭上小火輪去巴東。連連招手的母親孤立河岸上,在我淚水中,越來越模糊了。從此我就流浪下去了。

抗戰時期,日子過得苦。吃的是炸黃豆和硬得被稱作「炸彈」的饅頭,稀粥用大桶裝,勺子刮飯桶底的聲音都清清楚楚。

比起物質的短缺,精神上更是陷入混亂。

同學們分成不同意見的陣營,有人在舞會結束時突然關燈,令全場陷入黑暗。沒人能看見誰是誰,一派抓著另一派踢踹,只聽被打的人哀嚎:你不要打我,我們是同寢室的朋友啊。

眼皮底下的一切顯得荒謬可笑,又帶著幾分可悲。

對文學有興趣,對人產生好奇,愿意琢磨語言。在聶華苓看來,這便是一個創作者的必要條件。她的心里仿佛有什麼要流淌出來,立即拿起筆在紙上寫出第一個短篇小說《變形蟲》,「一切都亂糟糟的,所有東西都在變。」

在心理與物理都無所依靠下,她選擇與同學王正路投身進入婚姻圍城,遺落在北方的大家族里。

混亂中,聶華苓一路從湖北輾轉至重慶、北平、台灣,就連結婚以后,她與對方之間仍隔著一層距離。在紀錄片《三生三世聶華苓》里,白先勇笑了出來,作家總是在外的,距離之外,也是時代之外。

必須在外,才能看到里面去。

生活不易

從曹雪芹寫《紅樓夢》,到張愛玲未完成的《小團圓》,仿佛隔著一層薄透的紗賬,后人格外感興趣作家們的真實經歷。

然則,虛虛實實之間,旁人是捉摸不透的。

在聶華苓的小說中,主人公始終在逃離,與她的人生主線相吻合,帶著濃厚的自傳色彩,第一部長篇小說中主角的名字便是「苓子」。

后來,聶華苓極負盛名的那部《桑青與桃紅》里,主角桑青逃離生活未果,壓力與負擔下,無處可逃的她分裂出另一個人格桃紅,桑青是受傳統觀念壓迫下不得已而逃亡,桃紅則是滿懷期冀尋找新的生活。

始終漂泊的聶華苓在想些什麼,或許可以從桃紅的獨白中窺得一二。

「我有時搭旅行人的車子,有時搭灰狗車。到了一站又一站,沒有一定的地方,我永遠在路上。路上有遇不盡的人,有看不完的風景。」

1948年,懷有身孕的聶華苓舉家遷至台灣,一家人窩在小小的房子里,有時碰上台風刮過,薄板房子會震得咯吱響,像是隨時會裂開。

生活貧瘠,母親年事已高,又有幼弟與孩子要養,聶華苓必須得想辦法找工作來養家,當時《自由中國》雜志正在招編輯,聶華苓此時已經寫過幾篇文章,朋友推薦她去試一試。

《自由中國》是本批評時政,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講民主的雜志。

主編雷震在書房寫稿,聶華苓有些怯生生地走了進去,雷震只抬頭看了一眼,便點點頭,你明天來吧。

聶華苓在這里待了十一年,林海音的《城南舊事》、梁實秋的散文與余光中的詩句都曾經經她之手,與最一流的寫作頭腦共事,她是其中最年輕且唯一的女性。

正是在這里,她被前輩的嶙峋風骨所感染,創作興趣也得以發揮。

那段時間非常辛苦,為了養家,聶華苓需要同時兼任兩份工作,白天在雜志社當編輯,晚上要去英文補習班教課,她懷著身孕每天在山坡上費力地踩腳踏車上下班。

身體上的辛勞或可承受,此時,她接到大弟漢仲在飛行失事中發生意外的消息,情感上,也與丈夫的關系也愈加水火不容,常常說著說著便爭執起來。

禍不單行,台灣的「白色恐怖」在這時候蔓延到聶華苓身邊,突然有一天,社長雷震與三個同事均被捕,雜志也被當局禁止發行。這種恐懼發生在自己身邊,朝不保夕的印象難以磨滅。

抱著「下一個就是我(被捕)」的恐懼,聶華苓在好幾年里都惶惶不可終日。

無人求助,不敢拖累朋友,在這里,她是個外省人, 「所以我真是非常非常地孤獨。」聶華苓回憶起這段時間總結道。她只能將那些想說又說不出口的話寫進自己的小說里。

這令聶華苓的作品中,總有一種「生存之痛」,與包含經歷的滄桑感。

熟識她多年的好友感嘆,那段時間,對她一生有很大影響,台灣當局暗暗打壓她,回去也再無故鄉。這也是她之所以沒有停留在華人世界,轉而去了美國的原因。

老友嘆氣,她一直陷在那個「結」里。

喜相逢

聶華苓年輕時的一段婚姻,丈夫是同學王正路,出自北方規矩森嚴的大家庭。到了晚年,她很少再提他,偶爾提時,只一再重復是很好的人,卻是真的不合適。

聶華苓家風算是開明,在《自由中國》那段日子更是為她的民主思想奠定了基礎,王正路在大家庭傾軋下思想偏向傳統,連聶華苓坐下來陪同客人聊天時,也被視作不守家規。

知女莫若母。聶母去世前,曾把她叫到身邊: 華苓,你的心情你以為我不曉得?你們結婚十三年,只有五年在一起,在一起就天天慪氣,如今正路去了美國,也有五年了,你還快活一些。

最難熬的日子里,聶華苓機緣巧合結識了美國人保羅·安格爾。

保羅恰好去台灣進行文化交流,兩人由一次觥籌交錯的晚宴相識,她站在保羅身后,裹著旗袍與高跟鞋,身姿裊娜。兩人爭辯了幾句,倒令保羅印象尤為深刻。起初,聶華苓的態度是抗拒的。

保羅結結巴巴地提出邀約,在回憶錄中細數當時場景:

明天我很忙,要見很多人,也許我們在哪兒見一下面。

我也很忙,我得送孩子上學,我得去大學教課,我得寫作,我的時間全滿了。

……

你工作很辛苦,養母親養孩子也不抱怨。

抱怨有什麼用?

她站起身,那優美的亭亭背影告訴我:別跟上來。

令保羅·安格爾著迷的是:那一刻,我能感覺到她挺立的嬌美身子閃爍的張力。

愛情是兩份孤獨,相護,相撫,喜相逢。

有所突破是在與余光中一起的晚宴中,保羅用筷子揀起滑溜溜的鴿蛋,拿筷子的姿勢看上去多少有些滑稽,這副模樣逗樂了聶華苓。晚飯后,保羅借機約她散步。

兩人在寂靜的小巷里一直走,抬眼便是漫天繁星,保羅指著天空,在美國遇到這樣的星星是要許愿的,你有什麼愿望嗎?聶華苓搖頭,「好久沒有愿望了,你呢?」

保羅停下來,湛藍的眸子只看著她:我想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見到你。

此時,兩人已到中年,經歷過世事浮沉,也都有過一段婚姻。聶華苓的態度何時松動,或許她自己都不清楚,了解她的朋友說:「聶華苓是一個很堅強的女人,只有像保羅·安格爾這樣的人,才能讓她變得小鳥依人。」

▲ 聶華苓與保羅·安格爾

他們住在愛荷華的一棟紅樓里,閑暇時間會開車到海邊,保羅游泳,聶華苓便在一旁看書,「那時我們真的是很開心。」又攜手去藍白色的圣托里尼,擁有沉重歷史的奧斯維辛,去匈牙利,去以色列,近乎環游整個世界。

我和Paul一起走過20世紀的人景——歡樂,災難,ㄙˇ亡,生存。

直到1991年,聶華苓和保羅獲得波蘭文化部頒發的「國際文化獎」,他們在芝加哥轉機,保羅說是要買份報紙,可聶華苓怎麼等也沒等到他回來,去找他時,只看到保羅躺在地上,

畫面似乎靜止,巨大的痛苦顯得遲緩而安靜。聶華苓記得很清楚,自己坐末班機回來的那天,愛荷華正下著雨。

文化伊甸園

至于聶華苓成就中最閃耀的「國際寫作計劃」實屬偶然。

1967年,某日她與保羅劃船時,看著波光粼粼的愛荷華河,突然萌生出一個念頭,愛荷華如此美麗,為什麼不在保羅的寫作工作坊外,擴大視角,創辦一個「國際寫作計劃」呢?

說著她眉梢帶笑,聲音陡然高了幾度:邀請不同國家的作家們一起來這里寫作,不同文化與成見,每個人的角度都不同,一定會碰撞出更多有意思的事情。

「你瘋啦?」保羅起初是反對的,這需要數不清的資金與層層落實的瑣碎事務,可聶華苓堅持,笑著說「let’s try!」

心血來潮,感情用事,居然成事。

這是汪曾祺對「國際寫作計劃」的評價,迄今為止已有來自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400多名作家與詩人參與過這個項目,主辦人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因此被多個國家聯名推薦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作家季季更是打趣,聶華苓的家就是小型聯合國。

無論作家與詩人們處在什麼境地,只要接受邀請,便可前往美國愛荷華,過一段食宿無憂的日子。他們可以寫作,也可以不寫,可以聊天、參加舞會……聶華苓甚至打趣,就算是跳河也沒關系。

比起莫大的榮耀,她更在意的是這些來自不同文化背景與生長環境的創作者之間,碰撞出真正動人的那部分。

當初埃及與以色列開戰,那一批作家中就有兩人,一位來自埃及,一位來自以色列。兩位作家在桌子上時便怒目相對,直接將ㄐ丨ㄡˇ杯仍向對方,氣氛劍拔弩張。

可相處了三個月后,機場告別時,這兩位作家竟抱頭痛哭。同樣參加這個寫作計劃的蔣勛覺得不可思議,這是一種什麼感覺? 「你們是最大的敵人,也痛罵過對方,最后卻抱頭痛哭。」

他歸結于這是聶華苓和保羅的原因,他們給人真正的愛與關心。

1979年中美建交,內地作家也可以參與這個寫作計劃,這令聶華苓無比興奮,丁玲成了前幾批去美國的作家,此時丁玲已經老了,飽受苦難,看上去倒像是再普通不過的鄉下老太太,繁華落盡,丁玲只笑著說,一切都過去了。

聶華苓安排年輕作家蔣勛帶她四處游玩,迷離的夜色中,有穿著貂皮大衣的女人走過,蔣勛觀察丁玲是否會慌張,只見丁玲笑著講年輕時在上海的時光。前者無法將如今的她與那時的風情萬種相關聯。

丁玲此時年事已高,擔心她摔跤,蔣勛回去后在浴室貼心地準備了一條牢靠的墊子。

當時兩岸關系稱得上嚴峻,聶華苓得知后開始思考,創作者是否該不斷擴大自己的邊界,到最后,只是一個純粹的人。

八十年代,王安憶也來過這里,驕傲又青澀,聶華苓特意為王安憶安排了愛荷華大學的寫作課與一些游玩活動,讓她做喜歡的事情,原因是「這個孩子年輕,要多開開眼界」。

王安憶后來對去采訪的記者說,那時她才發現,原來世界是可以這樣自由的,我開始摸索自己到底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年老作家回憶過往,年輕作家逐漸成熟,對手也能握手言和,現代性在這世界一隅里全面上演。

曾經的參與者作家遲子建曾說,聶華苓最早為新時期中國文學最活躍的作家們打開了看世界的窗口。她挑選作家的基準始終未變—— 那些國內外都有影響的,過去或者將來能立得住的作家們。

早年接觸過她的作家回憶,她會細心觀察每個人的需求,每周帶作家們去費用不菲的餐廳,誰都會說她慷慨。

然而,自己用了多年已經遲緩卡頓的舊電腦,卻始終舍不得更換。

這位作家不解,每次吃飯都快一百美金,當時最好的電腦也不過四五百美金,少吃幾頓飯不就能解決嗎?

聶華苓有自己的堅持,朋友不懂,女兒也不懂。

在保羅去世后,兩個女兒曾提議接她到身邊生活,她一直沒答應。至今仍住在那個和保羅同住的紅房子里,從不打算離開,有人拜訪時,會發現連房屋的設施都不曾更改。

其中一面墻中掛滿面具,這隱喻著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種族,這也是他們的生活背景。如今愛人已去,房子里的過客來來往往。

面具仍在,卻逐漸陳舊,而她仍守著。

如今她已經97歲了,宣布從國際寫作計劃退休后,仍在為這個組織擔任顧問,也仍在關注著世界文壇的發展。

剛過耄耋之年時,聶華苓曾接受過一個采訪,回顧自己這一生,她對著鏡頭坦然地笑:

無恨無悔無怨。時間到了,隨風而去。

愿你我,活得通透,舒展自己的生命,輕盈自己的靈魂。共同陪伴彼此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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