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10歲的李大釗把16歲的趙紉蘭娶進了門。
這對夫妻，是典型的包辦婚姻，趙紉蘭一進門就照顧老人，打理生活，里外一把好手。
李大釗高興壞了，他更高興的是有了個親人。 從那時起，李大釗就管趙紉蘭叫「姐」，而趙紉蘭叫李大釗「憨坨」。
當年日子雖然清苦，但夫妻倆相親相愛。
18歲那年，李大釗自費考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趙紉蘭東挪西借，甚至賣了幾畝田地，才為李大釗湊夠了學費，這一學就是六年。 1913年，李大釗畢業，這時家中已經有了三個孩子。
平日里，李大釗耐心地跟孩子一起學習、做游戲，是個溫柔慈愛的好父親，家里總是充滿了歡聲笑語。趙紉蘭以為，李大釗可以出去找個體面點的工作，他們的日子終于能好過點了。
可是有一日，憨坨低著頭跟她說：「姐，我還想去上學。」 趙紉蘭無聲地看著他，心中五味雜陳。
李大釗說：「姐，你看如今的現狀，我想找到一條出路，讓咱老百姓都能過上好日子。」
趙紉蘭艱難地點點頭：「行。」趙紉蘭又想方設法為李大釗湊足了錢，李大釗前往日本稻田大學學習。
就在那里，他初次接觸共產主義思想，逐步成長為一名無比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者。
1916年，李大釗學成歸國，帶著新知識、新思想，他辦報紙，寫文章，是新文化運動的杰出干將。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他覺得這才是中國出路和方向，積極宣傳，到處演講。盡管別人說丈夫在干著「大逆不道」的事，趙紉蘭卻覺得丈夫干的是大事，她全心全意地支持丈夫，繼續在家操持家務，帶孩子，無悔無怨。這麼多年的操心勞累，就是鐵打的人也會累，趙紉蘭終于病倒了。
李大釗聞訊，趕緊從北京回家，照顧趙紉蘭，端湯送水，直至她痊愈。 1918年，李大釗受北大校長蔡元培邀請，任圖書館館長和教授，收入總算穩定了下來。
有了經濟條件，李大釗急忙在西城區租了套房子，一家人終于得以團聚。
那時，憨坨雖然已經成了大學教授，可趙紉蘭感覺，她的憨坨還是那麼愛她，從不嫌棄她，那時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 每當家里來客人的時候，趙紉蘭覺得自己土，沒文化，不進步，想躲起來。
可李大釗幫她把衣服拉拉好，頭髮梳整齊，拉著她的手給客人鄭重介紹：「這是我的妻子趙紉蘭。」李大釗在外面再忙，一回到家，就擼起袖子幫助趙紉蘭做家務，帶著孩子一起學習游戲，讓趙紉蘭感受到家庭的溫馨，愛情的甜蜜。 丈夫干的那些大事，她雖不懂，但她知道，自己不能拖丈夫的后腿。
因此，每逢丈夫和教授學生在家里開會，她都在門口把風。李大釗身兼北大教授和圖書館館長，又同時在好幾個學校講學，一個月的收入有300塊大洋，應該算是很可觀了。
可他們家的日子還是捉襟見肘，為什麼呢？因為李大釗常常「只知有主義，而忘記有家。」
每次一發薪水，他就自覺拿出80元來作為組織的活動經費，還時不時資助學生、工友，到最后就所剩無幾了。
當時的北京，400大洋都可以買下一套四合院，可李大釗一家租住在舊房子里，穿著粗布衣衫，手工布鞋，還像生活在農村。 北大校長蔡元培知道情況后，不得不讓會計在發薪水時，專門留下50大洋，直接發給趙紉蘭，否則他們家的生計都成了困難。就這樣，趙紉蘭仍舊沒有怨言，全力支持丈夫。
她省吃儉用，維持家中生活，照顧好兒女，到最后甚至還能省出些錢來，又交還給丈夫。李大釗生前常說：
「姐呀，我此生對得起天下，對得起師長、朋友和學生，唯獨對不起你！等我忙完了閑下來，一定完成你的心愿，好好教你認字。」可李大釗總也閑不下來，而且他從事的事業充滿了危險。
1927年4月，軍閥張作霖為了自己的利益，以反革命的名義抓捕了李大釗，并把他處以絞刑。
事情來得那樣突然，趙紉蘭得知李大釗去世的消息，猶如晴天霹靂，一下暈倒在地。
孩子的痛哭聲喚醒了她，等她悠悠醒轉，想到丈夫已不在人世，不由放聲大哭，又一次哭暈過去。 趙紉蘭恨不得立刻追隨丈夫而去。無奈孩子們還小，她不得不堅強地活下去。李大釗去世后，由于種種原因，沒有下葬，暫時停靈在北京妙光閣街浙寺，這成了趙紉蘭的一塊心病。六年過去了，1933年，趙紉蘭病情加重，她知道自己時日無多，找到當時的北大校長蔣夢麟，懇請他們幫忙，將李大釗下葬。在北大教授和地下黨人的合力下，李大釗在萬安公墓入土為安。
下葬當天，他們為李大釗舉行了公祭活動。 李大釗公祭后的「五七」，趙紉蘭安然闔上了雙眼，與李大釗合葬于萬安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