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我對不起妳。」
握著張兆和的手說完這句話后，《邊城》作者沈從文便因心臟病突發含淚辭別了人世。此時，是公元1988年5月10日，這年沈從文年86歲。
讓今時的人無法想象的是，今天被封為「國民作家」的沈從文去世時，整個國內卻一片安靜。只三天后，《文藝報》出了一則50字的簡單報道。這樣的結果，讓瑞典漢學家馬悅然怒了，他將他的怒氣寫進了《中國人，妳可認得沈從文》的悼念長文里。
而這篇悼念長文，竟成了沈從文死后唯一的長悼文。
相比死時的備受冷落，沈從文的晚年更加令世人唏噓感嘆。然而，讓人分外嘆服的是：沈從文畢竟是沈從文，他終在孤獨、寂寞、備受爭議和排擠的境況下，開創出了新的人生。
這樣的沈從文，如同昔日他成為1988年中國第一個諾貝爾提名獎一樣：不可復制。
沈從文生于1902年，他是公認的文學天才，可他卻因出自農村且只有小學文憑而一直備受奚落。27歲這年，沈從文去吳淞中國公學任教時，他甚至還被譏笑「連標點符號都認不全。」
在中國公學任教期間，沈從文愛上了女學生張兆和。張兆和出身世家，她們姐妹四個被世人稱作「合肥四姐妹」，在當時那個年代，這個姐妹團與宋氏三姐妹齊名。
為了追求女神，沈從文耗盡了一切心力。誠如胡適對張兆和所言「他固執地愛著張兆和」，在他寫給她的無數情書里，有一句最讓世人感動：
「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云，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終于，在在時任校長的胡適的「神助攻」下，沈從文突破了學歷和家世用「真情」打動了女神張兆和：1933年9月9日，兩人結成了連理。
可這段感情，卻并未像他們的情書那般唯美。張兆和與沈從文畢竟在家世上差了太多，加之兩人在生活上的一些磨合，一直感覺不到愛的沈從文出軌了女粉絲高青子。
沈從文的出軌頗有點「婚內缺什麼婚外找什麼」的意味，在婚內得不到妻子賞識和崇拜的沈從文在婚外找的便是這些而已。
可如同沈從文一直不被張兆和理解一樣，他的出軌也未得到她的理解，自然更談不上原諒了。當沈從文將自己出軌的事實告知張兆和時，他本以為自己的坦白能換來妻子的原諒，可轉身，清高的妻子卻帶著孩子回了娘家。
雖然後來兩人并未失婚，但因為沈從文的這段出軌史，夫妻兩破鏡一直未重圓，夫妻失和最終也成了沈從文晚年凄慘的一個重要原因。
張兆和曾一度給沈從文使用過冷暴力，這點從沈從文被郭沫若批判為「桃紅色文藝」后表現得分外明顯。
國內創作環境改變后，沈從文創作的《邊城》開始受到各方詬病，他以自己和高青子戀愛為原型寫作的《看虹錄》也因引入情欲描寫而受爭議。
這期間的沈從文備受排擠，就是在此間，沈從文不得不封了筆。
在丈夫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張兆和和子女卻并未給他幫助，他們甚至還一致認為：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
對于以寫作為生的沈從文而言，沒有什麼比「封筆」更殘酷的了。可在這樣的殘酷面前，他一生最愛的妻子竟也不能理解他，他的痛苦可想而知。
合肥四姐妹
在極度的痛苦中，沈從文患上了抑郁癥，自此他便住進了清華園。清華園的日子里，沈從文每日只得與孤獨、寂寞相伴。
不久，沒法靠寫作緩解心情的沈從文病情加劇，他的抑郁癥轉為了精神分裂，很快，他便被送往了精神病院。
1949年3月28日，沈從文因不堪忍受痛苦而自盡了。他自盡的方式聽來十分駭人，他先是用剃刀劃破了頸部及兩腕的脈管，隨后又喝了一些煤油，他如此繁瑣地動作是決絕地想了解自我。
好在，因搶救及時，自盡后的沈從文最終脫離了生命危險，這以后，他也被送出了精神病院。可就在沈從文別送出后，他的妻子張兆和便立刻動身去華北大學深造了。
張兆和此舉自然是為了刻意避開沈從文，這說明她的心里始終對丈夫出軌一事心有芥蒂。
人說大難不死必有后福，自盡被搶救回來后，沈從文突然地就想開了。或許，也只有真正經歷過生死，才能參透生命的本質吧。
這之后不久的8月，沈從文「轉業」：他離開了北大國文系的教職轉而進入了北平歷史博物館任職。
此處的北平歷史博物館正是今天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前身。沈從文當時被分配到了博物館陳列部內容組工作，他的日常工作是負責打雜。
有時候，他在庫房清點登記館藏文物，有時候，他編寫文物說明，有時候，他也要抄寫文物卡片。
這份工作對于沈從文來說并不陌生，他以前就有收藏古董文物的習慣。沈從文小姨子張充和在緬懷沈從文的文章《三姐夫沈二哥》中記述說：
「1947年她和姐姐、姐夫相見于北平的時候，他們在中老胡同的住處堆滿了書箱漆盒、青花瓷器還有大量宋明舊紙。他自家放不下了，就動員我買這個、買那個。」
因著這個習慣，張兆和還曾與他有過爭執，妻子不明白既然生活都難以為繼了，為何還要去「附庸風雅」搞文物收藏。
當時的張兆和不懂，沈從文實際在以一種她不懂的方式「搶救」文物。沒錯，沈從文收藏文物不為虛榮，也不為謀利，這點從他後來將自己半生收藏文物全部捐贈給國家便可見一斑。
進入博物館工作后，沈從文還主動承擔起了講解工作。昔日的大學教授、大文豪替百姓講解文物，這樣的事，真真切切地發生在了上世紀中葉。
沈從文主動承當這項額外的工作，是因為這可以讓他更多地與外界溝通交流，同時，他覺得自己在文物研究方面根基薄弱，而講解和研究結合的方式，可以幫助他更快的發現問題并將知識融會貫通。
從沈從文迫切希望「溝通」、「交流」這點可以看出，他是寂寞的，在這個新的領域里同事們并不待見他，他們始終覺得沈從文是到這里來避是非的，并非真的來「工作」。
而從另一方面來講，他們覺得半道出家的沈從文壓根兒就不懂文物，頂多只能算是票友。與此同時，文壇的人也越發冷落沈從文，隨著他作品的被批判、被禁，他們覺得他已經和文壇沒有任何關系了。
從踏進博物館那刻起，沈從文被邊緣化的后半生便已注定。後來，沈從文當時的同事楊文和在談起沈從文時說：
「館里有一段時間對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緒低落。沈先生要什麼不給什麼……我曾聽一位副館長說：‘沈從文，哼，鴛鴦胡蝶派！’」
在被邊緣化的日子里，沈從文每日在送走參觀百姓后獨自站在午門城頭上，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風光。對于這段歲月，沈從文自己曾在給友人的信中這樣寫道：
「……明白我生命實完全的單獨。就此也學習一大課歷史，一個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時代中的歷史。很有意義。因為明白生命的隔絕，理解之無可望……」
後來，后生陳徒手在一篇名為《午門城下的沈從文》寫到：
「一方面是高大建筑對人的壓迫和威懾，另一方面，又是沈從文孤寂落寞的身影。」
孤獨寂寞對于弱者而言是孤獨寂寞，可對于強者而言，卻恰是創作奇跡的助力，而已。
關于人在面臨困境時，是選擇生存與毀滅的問題，沈從文給出了答案，他選擇了生存。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年過半百的的沈從文開始尋求突破。他耐著寂寞和孤獨努力做著手頭的事，他想在這個崗位上將工作變成「第二事業」。
為了更好地研究文物，本就有基礎的沈從文開始發大力，這也是他能熬過那段艱難歲月的關鍵。沒有自己的辦公室，沈從文就將博物館文物庫房作為自己長期的研究處所。
冬天，庫房為了防火禁止生火和通電，所以庫內氣溫經常在零下十幾攝氏度。但就是在這樣的季節、這樣的環境下，沈從文也依舊忘我地工作著。
為了對照古代服飾，沈從文就翻閱了成百上千本文獻書籍，光卡片就記了幾十個抽屜，他將歷朝歷代服飾材料、式樣、紋飾等等都摸得一清二楚。後來，他還著有《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對待服飾是如此，對待玉器、青銅、足簡、漆器、繪畫、紙張他也是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沈從文研究文物專挑「雜文物」而非「大文物」入手，之所以如此，大約與他從事文學寫作時傾向于關注普通人情感時一脈相承的，沈從文《邊城》里的主人公翠翠就是極其普通的湘西姑娘。
但恰也因為沈從文研究文物之「雜」等因素，他在文物界始終被低估著。在業界眼里，他始終被視為文物界「票友」一般的存在。
沈從文對雜文物的研究和收集一直未得到博物館的重視，1957年，沈從文發表了一篇名為《從文物來談談古代人的胡子問題》的文章。文章一出，業界嘩然，批評者說：
「在嶄新的年代里不應該研究胡子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這是把學術帶入歧途。」
可分外讓批評者打臉的的是，後來新疆烏魯木齊附近的鹽湖元墓得以準確斷代，就是根據沈從文研究的歷代胡子式樣。
沈從文的這種「小題大做」的胡子研究，終于體現了價值。
在沈從文所寫的《「瓟斝」和「點犀」》里他還結合故宮所藏文物，考證了《紅樓夢》里「賈寶玉品茶櫳翠庵」中，妙玉招待寶釵和黛玉時所用兩只茶具「瓟斝」和「點犀」的名稱和內涵，解釋了文字的機鋒和文物之暗喻的雙重奧義。
此外，沈從文的研究成果還曾在多個古墓出土時得到了準確應用。近年，沈從文在文物界的研究成果終于慢慢得到了了業界的認可。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前半生，沈從文是‘水邊的抒情詩人’，他用筆涂抹了一條河的故事。而后半生里，他則在現實的水浪里，用一件件文物匯合成了歷史文化的長河。
在特殊年月里，沈從文也曾受到了磨難：他曾被安排去打掃女廁所。
這期間的他一直憑借著記憶繼續著他的文物研究，相比其他同伴，沈從文顯得更樂觀積極，這其中除了因為他有精神寄托外還因為：他和妻子張兆和又有了交流了。
張兆和二姐張允和一次來看打掃女廁所時的沈從文時，年近70的他從口袋里掏出一封皺巴巴的信，寶貝似地捏在手里對二姐說：「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說完，他便像孩子似地哭了起來。
晚年的沈從文一門心思全撲在了文物研究里，他雖曾動過要再次提筆寫小說的心思甚至有了思路，卻終究還是未動筆寫過只字。就連他想以自己和張兆和愛情為原型寫就小說的設想，也最終未能付諸實踐。
天才沈從文晚年完全放棄寫小說，多是因為他對批評有些后怕了。
這些年里，郭沫若對他的批判、著作在大陸被銷毀、台灣被禁……這種種，怎不讓他若驚弓之鳥，以至于談寫作色變呢？
但話說回來，沈從文最初做文物研究或許是為了「避風」，但後來卻絕不是，後來的他已經完全轉型成了一個真正的文物研究員。
相當難能可貴的是，即使是做文物研究員，他也很能堅持自我，一直堅守著他的「雜文物」研究，一如文學創作時堅持塑造普通人物的他。關于這些，他自己在文章里是這樣陳述的：
「壇壇罐罐花花朵朵，為正統專家學人始終不屑過問，我卻完全像個舊北京收拾破衣爛衫的老乞婆，看的十分認真，學下去。」
相比同時代在時代磨難面前自暴自棄甚至放棄生命的文人，沈從文真正完成了自我的救贖，他甚至還開創了一種嶄新的人生。
也正因此，沈從文才在美國圣若望大學講《從新文學轉到歷史文物》時說：
「在中國近三十年的劇烈變動中，我適應了新環境……活得很健康！」
這樣的話，是沈從文為了謹慎起見虛假說出來的嗎？事實并非如此，這就是沈從文的內心獨白，也是一個強者的內心獨白。
如果沈從文拼命說那個時代傷害了他，他是受害者，那無異于屈服命運，承認時代強加于人的力量。實際上，這是弱者之為。作為強者：任何時候，任何糟糕的命運都不會強于人。
相比征服命運，更讓沈從文欣慰的是，晚年的他與張兆和雖然一直還有芥蒂，但他們終究做成了老來伴。改革開放后的十年間，他一直與愛妻相守，他也一直相信，總有一天，妻子會理解他。
如沈從文所愿，在他去世后，張兆和整理《從文家書——從文兆和書信選》后，突然就懂了丈夫。她在這本書的后記里寫到：
「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文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
最終，強者沈從文也終于得到了妻子張兆和的理解了，這實是他的大幸。
沈從文離去后，他的小說在被埋沒數年后，再次走向了時代，他的《邊城》家喻戶曉，這部小說甚至入選了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并且排到了第二名，僅僅次于魯迅先生的《吶喊》。
今天，這部名為《邊城》的小說一直暢銷書榜單，他的文學成就也得到了中外學界的認可。同樣慢慢得到認可的，還有他后半生傾注心血的文物研究，他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甚至被稱作「巨著」。
沈從文的一生，大抵如他的小姨子張充和在悼文中所描述的那般：
「不折不從，亦慈亦讓；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這段話，也是沈從文位于湘西聽濤山墓碑上鐫刻的十六字碑文。這也是對所有敢于與命運抗爭的強者的最好禮贊！
